《明报》创办人、着名武侠小说家查良镛先生,今日于养和医院病逝,享年94岁,《明报》全体成员对此深感惋惜及难过,对查先生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查良镛先生是明报报业集团主席张晓卿丹斯里拿督的好友,《明报》在新闻业打拼多年,迈向一甲子,如非当年查良镛先生不怕艰辛,殚精竭虑,以一支健笔打出名堂,无以臻此。今先生遽逝,对《明报》、对香港新闻事业,乃至对华文文学界,无疑都是一大损失。

以文人姿态进入报界,金庸后来的举止很多时候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报业业主。在他的武侠小说创作的高峰时期,他突然宣布封笔。在1991年明报集团香港上市后,他激流勇退退出报业管理层。从此,他不再拥有曾给他带来财富和荣耀的《明报》,于是去周游列国、教书、静修、游山玩水、研经、享受人生,甚至连内地的IT高峰会,他也列席来当主持人,指点网络时代江山。——这就是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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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报业集团

《明报》——金庸的第二生命

在本篇文章提笔之前,思考了下面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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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发教授到贩夫走卒,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帝国,到处有人向你贩卖“金庸”的招牌。从来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像金庸的武侠小说那样广受欢迎。也从来没有一个人的政论文章使得一家报纸发迹进而成功,成就了一个文化人的商业梦想。金庸用自己的笔墨创造了两个奇迹:其中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一个在中国新闻史。金庸以武侠小说名垂后世,查良镛则以政论闻名于当今。带着自己的14部武侠小说和《明报》多年的政论文字,金庸以理性之手和感性之手的写作获得了啧啧称赞。
其研究者张圭阳在《金庸与报业》中认为:“要是没有金庸,香港也会有一份知识分子报纸出来,但品位会不一样,因为《明报》体现了金庸的品位。”

1.查良镛早期凭借什么优势在报业立足十年之久?

2.查良镛创办《明报》,何以从香港报业中脱颖而出?

3.如何看待查良镛的社评和金庸的武侠小说之间的关系?

金庸,本名查良镛,生于1923年,浙江海宁人。他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后他如愿考进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后来因为“行侠仗义”,打抱不平退学。1948年底“身无分文走香江”,查良镛开始白手打天下。

查良镛的一生都与报界息息相关,
报业对于查良镛不仅仅是一份事业,更是他抒发政治抱负和情怀的载体。

行内人常说:查良镛的第一生命是报业,第二生命是电影。早在武侠生涯之前,金庸以林欢的笔名编写电影剧本《绝代佳人》,经常获奖。金庸写武侠纯粹是是被逼的,当时为救《新晚报》每日一篇“武侠”的急,1955年,从未写过小说的金庸开始写《书剑恩仇录》。1956年金庸再为《香港商报》连载《碧血剑》;到1958年《射雕英雄传》获得极大成功。

金庸武侠的诞生,更是当时政治背景下,查良镛对于政治情感的抒发和寄托,武侠小说具有的兼容性,给予查良镛更大的施展空间。

1960年代的香港,充斥了难民、小市民、移民和殖民者,鸡零狗碎的市民文化大行其道。而武侠小说就正好满足了民众的此种需求,金庸的武侠小说一时石破天惊,人手一册,大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气势。也因此金庸发现这是一个赚钱的行业,于是伙同中学同学沈宝新筹备出版日报。这就是出资10万于1959年出笼的《明报》。那时香港的报纸,大体有二类,一类是比较高层次的如《星岛日报》、《华侨报》等;另一类是低层次的如《响尾蛇》、《超然》等,以色情为招徕,迎合男性读者的低级趣味。早期的《明报》以小说及趣味资料为主,每日出版一张。35岁的金庸希望《明报》成为一份“走偏锋”的小报,利用小市民感兴趣的话题,
再配上他的武侠小说吸引读者,发家制富。

带着上面三个问题,一起来聊聊你不知道的查良镛。

金大侠大手笔拯救《明报》

一、查良镛早期凭借什么优势在报业立足十年之久?

1.优势立足——实力创造好的机遇

查良镛一生能有如此高的成就,与他的勤奋好学是分不开的。

读《金庸传》你会发现,自始至终,查良镛一直坚持在做的事情就是学习,不熟悉的人都感觉他学识渊博、知识面广。

他曾讲过一种学习方式——即学即用: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得稍懂,从外行转为半内行。

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正是由于查良镛这种好学、深入学习的态度,让他在当时名声显赫的《大公报》招聘时。

在没有后台关系的情况下,从109位竞聘者中首位被录取,仍旧从事擅长的翻译工作。

当时的《大公报》一直秉持“文人论政”的办报宗旨,查良镛也发挥自己文笔特长以及长期以来在上一份翻译工作中的经验积累,时常在报中刊登自己的短片时政评论,正是这当时不起眼的政评,树立起了后来《明报》独特的报格。

后来转入《新晚报》做“下午茶座”的娱乐副刊时,需要书写大量影评、剧评。

为写影评,不断地看书、查资料,会去查阅与电影相关的历史典籍,分析戏剧的来源和始终。这就好像今天很多畅销书中写到的:精读、深入学习,如出一辙。

影评写多了以后,便融会贯通开始编写剧本,这对于后来的金庸小说的创作,潜移默化中起到了助力的作用。

查良镛还研修过舞蹈,金庸笔下的武功多出自他的想象,但细心的人还是能发现武功的源头,形方面源于舞蹈,神方面源于道家思想。

对于中国文化历史的整体把握,深厚的历史文学素养,以及对于艺术各方面的研习,最终融会贯通才成就了一代武侠小说大师。

所有专注的努力都不会被辜负。正是这最平凡的努力,让查良镛慢慢从报界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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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良镛部分影评、剧评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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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虚心求教——塑造报人理想和责任

查良镛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了当时已有名声的《大公报》,初入报界便遇到了富有人格感召力的报界前辈。查良镛一生都怀念几位可敬的老大公报人。

与胡政之老先生相处一个多月的时间,工作吃住都是在一起,感受到老先生对于报业的热爱和赤诚,这对查良镛思想和精神的影响是深远的。

还有被誉为报界的“翻译圣手”杨历樵,热心扶植查良镛,手把手教他一些翻译的技巧和分寸的把握。

他们把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新闻事业,是查良镛在办报时时常想起的楷模。

查良镛一生都感谢恩师的教导提携之恩,从他们身上深深体会到一个报人的理想和责任。

查良镛传承了老一代报业人的精神,在当时混乱的政治局面下,足以支撑查良镛走得更远。

3.金庸出世—— 无心插柳柳成荫

可以毫不客气的说,金庸一开始写武侠小说,完全是赶鸭子上架。

金庸自己也曾表示过,写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时,只是想要完成一份领导安排的工作而已,报上书名以后还没有想好要写什么。

就在《书剑恩仇录》连载一个月以后,随着情节的起伏变化,逐渐备受关注,好评不断。

金庸——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读书人,在经历动荡乱世之后,独在异乡通过武侠小说展开对人性无限丰富的独特理解。

金庸的小说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报业新的生命,也给当时连载的《新晚报》《香港商报》带来了可观的发行量。

小说家往往太过依赖生活积累,反而忽略了自身文化修养的重要性。

金庸的武侠小说会更具有兼容性,行云流水般的文字,环环相扣的情节,语语引人的历史背景,是和金庸深厚的历史文化修养、中国历史的整体把握以及政治情怀是分不开的。

这是查良镛作为报业人,独有的一份优势。

从1947年正式进入《大公报》至1957年离职,整整十年在报业从事翻译、编辑的工作。这十年报界经历,为查良镛打下了坚实的报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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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良镛初期报界经历整理版

《明报》创刊初期,沈宝新管营业,金庸负责编务,潘粤生作他们的助手。尽管他们不断更改副刊内容,改变新闻路线,金庸更是抱病撰写《神雕侠侣》,但是《明报》还是一步步滑向“声色犬马”之路,销量在千份之间起伏,第一年亏空严重。据《明报》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两人喝。”
那时,金庸住在尖沙咀,深夜下班时天星小轮已停航,要改乘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渡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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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良镛创办《明报》,何以从香港报业中脱颖而出?

1.武侠小说为支柱艰难创业

当时香港流行一种说法:假若和你有仇,最好劝你拍电影;假若和你有三世仇,最好劝你办报纸。

金庸离开《大公报》,在无背景无雄厚资金的情况下,开始创办自己的报业《明报》。查良镛不断重申《明报》“不左不右,绝对中立”的立场。

但毕竟因为初创期报格摇摆不定,导致两面不讨好,举步维艰。

在最艰难的前三年创业期,《明报》能奇迹般的活下来,说《明报》是他的武侠小说支撑起来的并不过分,是他的武侠小说吸引了一批之前固定的读者。

当时连载的小说《神雕侠侣》,金庸一度认为《神雕侠侣》的结尾在文学上是一个败笔,为了迎合读者,不得不安排最终大团圆的结局,生怕读者一怒之下,再也不看《明报》。

在查良镛最艰难的那段创业期,武侠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情感抒发的载体。

表面寡言木讷的他内心却很坚韧,这何尝不是他笔下的郭靖。

《倚天屠龙记》中对于人性的思考,“正中有邪,邪中有正”发挥地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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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人论政,独步文林

1962的“五月逃亡潮”改变了《明报》和金庸的命运。

看到内陆逃亡过来的难民们得不到政府的资助,正是这激起独在异乡的金庸内心的愤怒。

果断放弃了中立的办报宗旨,连续发表社评文章,呼吁社会关注。由于他的社评独辟蹊径,在新闻报道之外凸显出“人道主义和个性”,因而备受关注,从香港林林总总的报纸中脱颖而出,发行量飙升。

在这样的形式下,查良镛创办了迎合读者的“自由谈”专刊,重新拾起“文人论政”的办报理念,大量发表个人社评,针对当时“人民公社”“中苏关系”等实事要政,发表了自己独特的社评见解。

包括后来《明报》与其它报社的舌战,更是激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明报》借助金庸出彩的社评,扶摇直上,一举脱颖而出。

很多人买《明报》就是为了读他的社评,还有读者多年剪辑社评,一读再读。

金庸的社评有先机的触觉,鞭挞倒行逆施,敢言人所不敢言,令人耳目一新,有针砭时弊的功能,令人在混沌中清醒。

查良镛撰写的社评和政论,总共约两万篇。查良镛一只手在撰写着“娱乐性读物”的武侠小说。

另一只手,正在撰写着“铁肩担道义”的政论文章,推动着《明报》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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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看待查良镛的社评和金庸的武侠小说之间的关系?

金庸曾表示,当初撰写武侠小说,主要是为了报纸的生存,他对于武侠小说的文学性评价并不高。

“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还是娱乐性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

金庸小说的背景多写于易代之际(如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此种关注国家兴亡的思路,既有政治家的人生感慨,也有“乱世天教重侠游”的现实考虑。

其间往往纠合着激烈的民族矛盾,而这正是其驰骋学识与才情的疆场。

同时,《明报》事业,也使得金庸区别于其他的武侠小说家,陈平原评论查良镛为“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查良镛更看重的可能是报业中理想的实现。

社论和小说,一边诉诸理性和分析,一边依赖情感与想象。前者需要显示,后者不妨浪漫。如此冷热交替,再清醒的头脑,也难保不串行。

在这种共同创作的条件下,小说很难被边缘化,势必会介入现实政治和思想文化进程。

倪匡曾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当时金庸的武侠在《商报》上连载已拥有大量读者。许多人为了看金庸武侠,开始关注《明报》。慢慢金庸的武侠小说打稳了《明报》基础,加上沈宝新的经营手法,《明报》的广告业务稳步上升。

查良镛一生精力多投入到报界中,立足于此,成就于此。值得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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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中国大陆的政治变局为金庸的出人头地提供了机会,金庸拯救《明报》也靠的就是这个时候的社论,特别是1962年“难民潮”事件的报道社论。此时,《明报》才开始找到自己的方向和定位。“难民潮”结束之后,《明报》一改报格,从一份侧重武侠小说、煽情新闻和马经的“小市民报章”,提升到一份为读书人、知识分子接受的报章。1962年7月销量跨过3万份。到1963年,《明报》已完全摆脱财政窘境,平均日销量是5万份。

“文化大革命”为《明报》树立了“言论独立”的形象。当时《明报》开辟“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关大陆的消息,满足了香港人对大陆一无所知的需求。正是在“文革”中,《明报》成为报道中国消息的权威。也从此开始,金庸成为自由知识分子的英雄偶像。基于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考虑,金庸1966年创办《明报月刊》,自任月刊总编。后胡菊人出任总编,长达十三年。胡菊人将《明报月刊》经营成一份综合性的高水准读物,形成了一个全球高级学术刊物。
1968年,又创办《明报周刊》,经数年发展,也成为娱乐周刊中的佼佼者。

1960年代,金庸的名言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少做工夫,多叹世界”,被人认为是“亦正亦邪”的文人。金庸有自己的理想,更有纵横捭阖的谋略,在香港是“马基亚维里型的知识分子”。金庸的“政治现实主义”使得他在台湾、大陆、香港和港英等多方政治势力的博奕中得到大家认可。从1970年代开始,他成为政治圈中的重要人物。1981年,英女皇授予他OBE勋衔。撒切尔夫人首度访华,金庸单独会晤撒切尔夫人。他出任过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改制小组召集人,曾三次北上,会见过邓小平、胡耀邦和江泽民等许多中国最高层领导人。

尽管《明报》与查良镛在有关中国问题上常被人讥笑为“机会主义者”和左摇右摆的“墙头草”。但到1980年代
《明报》已经被视为一份拥有独立报格的知识份子报刊,赢得很高清誉。

1988年《明报》日销量已是11万份,1989年跃升到18万份。除了《明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外,明报机构尚有一份《明报晚报》。金庸还成立了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1991年1月23日注册成立“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当年3月22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明报集团1990年度的盈利高达七千万元,到1991年度接近一亿元。金庸个人财富在1991年《资本》杂志编辑《九十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中名列第64位。